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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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直接影响到其制度效力和发展前景,文章对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完善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检察机关 指导性案例 问题 出路
2010年8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1](以下简称《规定》),标志着倍受关注的我国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诞生。理论界、实务界曾预言,该制度的实施将对规范执法、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促进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该制度实施近一年来的实际效果看,并不尽如人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目的。一项制度建立和执行的关键在于它的有效性,否则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认真梳理分析该制度在制度设计、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探寻其完善的路径,将对该制度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案例指导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直接影响其制度效力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最终确立,但是由于该制度的诞生缺乏充足的前期可行性论证(包括实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应急立法”的产物,因此该制度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直接影响制度的贯彻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的法律依据不充足,直接影响制度的效力来源和本身效力
表面上看,该规定条文中并没有阐明制定的法律依据,势必直接影响制度的效力来源和本身效力。但实际上,在我国现有的成文法立法体系中,并没有案例指导制度的生存空间。在没有修改现行立法的前提下,贸然产生这么一个可能撼动我国传统立法体制的制度,必然存在立法和执法风险。
(二)制度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直接影响制度的效力范围
首先,它不是司法解释,因为如上所言它的制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谈不上是对法律的解释。其次,从表面看,它是最高检察机关的业务权威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通过的业务规范文件,应该在全国检察机关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其文件中又在多个关键环节赋予该制度的酌定执行力,不免让人对制度出台的初衷和目的产生疑问。再次,就该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看,虽名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制度,但其制度内容涉及其他机关,如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也事关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更具有向社会宣传法治、供法学研究的价值,因此其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定位,一方面难当此重任,另一方面与制度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不符。
(三)指导性案例设定的类型范围不够科学,有些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困难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初衷,借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话说是:“针对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的案件和不批捕、不起诉等重点环节,……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那么,就意味着并不是检察机关所有业务领域都要建立该制度,而是有所取舍,选取其中最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的办案环节。但是,《规定》将“职务犯罪立案与不立案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也纳入其中,首先是不妥当,其次是实际操作比较困难,这方面的指导性案例很难产生,甚至不宜公布。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 立案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和制度。除前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采取与我国类似的做法, 将提起刑事诉讼即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外,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都不将立案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 [2]总的来说,立案是侦查机关内部启动刑事案件的程序,一方面由于它属于侦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系内部工作程序,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加之内外部保密的要求。因此,即便设立这方面指导性案例的初衷是想确保自侦案件在启动程序上的公平与公正,以规范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案件千差万别、办案人员认识上的差异以及保密本身的需要,案件如何筛选、能否公布都值得研究和考虑。即便是在检察机关内部发布,也存在同样问题。至于国家赔偿案件,在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 [3]实施后,可以说法律规定比较明确、赔与不赔、赔多赔少的界限比较清楚,用指导性案例来规范这方面工作的空间不大。
(四)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单一,虽然有利于国家法治的统一,但不利于调动省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考虑地方区域情况之合理差异
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是指哪一级检察机关有权制作和发布案例,并对其辖区内的检察业务工作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最高人民检察院运用典型案例对其内部的司法实践活动进行指导,是其职责使然,但是其下级各级检察机关是否有权创设案例,值得研究。我们认为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检察院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创制和发布主体更为科学合理。因为如果仅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案例,其案例数量势必少而精,那么案例的指导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不能满足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需要。如果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满足办案需要而大量创设案例,则又与其职能、地位不相称。如果将省级检察院作为创制和发布主体之一,那么既可以有效避免因案例指导范围狭隘,减弱指导功能的缺点,又能兼顾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差异的国情和区情。当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应互相协调和配合,有所侧重。对少数涉及阐明立法原意、弥补立法漏洞、统一执法思想,具有“准司法解释”效力的案例,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发布;而对于绝大多数解决检察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案例,则应当由省级检察院发布,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这样既可以保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性案例发布中的总阀门作用,防止指导性案例的滥用,又可以激发地方创制指导性案例的积极性。
(五)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指导力,直接影响制度的权威性和效力
《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指导性案例发布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可以参照执行。”既然是“可以”,就意味着该制度只具有劝导性质,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即即使存在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不参照执行。那么,出台该制度还有什么意义?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八条却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规定》第十六条又同时规定:“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不应当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应当书面提出意见,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从而为各级检察机关不适用指导性案例设置了程序性把关条件。目的似乎是为了减少检察官随意违背指导性案例的现象,赋予指导性案例以真正的约束力,从而保证案例指导机制的良性运行和预期效果。因此,该条的意旨与第十五条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六)对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机制规定得比较原则粗疏,缺乏可操作性
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不在于指导性案例的选编,而在于指导性案例的实际运用。而《规定》十八条内容中只有两条涉及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比如第15条赋予指导性案例以参照执行的效力, 16条规定不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说明并报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但对其实际运用中的关键环节,比如如何比对案例,如何遵循指导性案例,不遵循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均没有明确规定,从而致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章可循,无从下手,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二、案例指导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直接影响制度的实际效果
案例指导制度自2010年7月诞生以来,虽然已经经历了近一年的实操过程,但是实践表明,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目的。
(一)案例指导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1.发布的案例很少,制度影响力十分有限
目前,仅发布三个,分别是: 施某某聚众斗殴案、忻元龙绑架案、林志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 [4]不仅涉及范围狭窄,一件是不起诉,一件是抗诉改判,一件是提起公诉得到法院支持;而且是仅仅在内部发布,制度影响十分有限。
2.发布案例的格式体例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要求,直接影响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
高检院发布的三个指导性案例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包括标题(主标题和副标题)、要旨、基本案情、主要争议问题、处理理由五个部分。而是省去了副标题、主要争议问题、处理理由等部分,改为只包含主标题、要旨、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四个部分。明显缺乏执行制度的严肃性,给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树立了不好的先例和导向。
3.指导性案例发布后,实际运用如何,有无得到有关检察机关的遵循,不得而知,实际效果暂且无法评估
遵循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效果究竟应当如何?我想从判例法国家的实践中,可见一斑。在美国这样比较典型的判例法国家,遵循先例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确立, 便构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在遵循先例规则得到严格一致适用的法律制度中, 法院决不能无视或不顾先例, 即使对于被要求在某个诉讼案中适用该规则或原则的法官来讲, 那个作为该规则或原则的根据的先例似乎业已陈旧, 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遵循先例原则的这一要素常常遭到外行与法律工作者的抨击。一些法学家和法官也同样指责说, 先例原则导致了极度的保守主义。但是,遵循先例的益处在于:⑴该原则将一定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引入社会生活中。它能使人们在安排个人事务时具有某种把握,不会被卷入诉讼之中。⑵遵循先例为律师进行法律推理和法律咨询提供了某种既定根据。⑶遵循先例有助于对法官的专断起到约束作用。它对于那种容易产生偏袒和偏见的既软弱而又动摇不定的法官来讲, 可以起到后盾的作用。通过迫使他遵循业已确立的先例,减少使做出带有偏袒和偏见色彩的判决的诱感。⑷遵循先例还可以增进办理司法业务的速度, 从而促进司法工作的效力。遵循先例可以节约时间并节省法官的精力, 与此同时还可以减少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它使法院在一个法律问题每次在新提出时就重新考察该问题的做法成为不必要。⑸先例原则还得到了人之正义感的支持。先例在法律中的效力得以提高, 乃是通过那种奇妙且几乎是普遍的正义感而实现的。这种正义感强烈要求, 在相同的情形中, 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对待。 [5]
尽管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与美国的判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遵循先例方面却有着共通和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想,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么其产生的效益将不外乎以上几个方面。
(二)案例指导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该制度的职能定位不清楚,与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司法的关系不清晰,在立法(包括司法解释)与司法之间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不明朗;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之间的关系、界限为何,如何进行有效衔接也不明确。
二是对该制度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力度不大,存在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思想。
三是该制度在检察机关内部仍鲜为人知,更谈不上被熟练掌握和使用,制度在知悉范围和认可度上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据问卷调查,在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检察院被调查的204名业务部门的检察官中,有44.6%的人尚不知道、不了解有这么一个制度,更不知道该制度具体目的、内容和如何运用。
四是制度本身与现行办案方式、办案习惯相左,如何将其有效切入、融入现有办案模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适应和转变的时间和过程。现行的办案模式是根据现有案情,寻找适用的法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判断。而案例指导制度显然是在案件与法律规定之间切入一个指导性案例,并要求如果案情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相似的话,应当按照指导性案例来处理,而不是直接依据法律规定来处理。这样无疑就改变了我们多年来一贯的适用法律的习惯和方式,而要一下子改变这一习惯和方式,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三、增强案例指导制度有效性的方式和路径
(一)在立法上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
应当由全国人大通过专门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方式,明确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和作用,并对其内涵、外延、适用的原则、程序、方式以及与立法、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作出一般性规定。
(二)紧密结合检察职能,合理确定指导性案例的范围,适当丰富指导性案例的类型
按照我国司法权力配置体系的要求,人民检察院不是最终实体性的裁决机关,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某些环节却可以程序性终结诉讼,比如不起诉,结合这些环节的职能确定指导性案例,既可以突出检察机关的特色,也是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另外,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能将检察机关通过不懈努力,进而督促其他机关纠正其错误的裁决和做法,最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典型案例,作为选编案例的重点,则更能体现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拓展指导性案例创制的主体,将省级人民检察院纳入其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局限于最高检察机关,而没有将案例的发布权授予省级人民检察院。在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减弱地方创制指导性案例的动力和积极性,导致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涉及范围较窄,从而影响其指导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考虑我国地大物博,并兼顾区域差异,有必要将指导性案例的创制权下放到省级检察院,以增加指导性案例的数量,扩大涉及的范围,突出指导的针对性,提升制度的实效性。
(四)赋予指导性案例强制执行力,提高案例的指导性和约束力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事关案例指导制度在检察工作中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指导性案例发布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适用同类问题时,可以参照执行”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具有“可以”参照执行的效力,而不是“应当”参照执行。 [6]“可以”含义是允许,但“允许”没有强制性,涉及对象“可以”这么做,当然也“可以”不这么做,但是在案例指导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赋予指导性案例以一定的“强制力”,该制度就可能成为一种“摆设”,因为高检院发布典型案例并用于“指导”工作的实践做法由来已久,之所以将“典型案例参阅”制度向前推进为案例指导制度,一个最主要的动因就在于赋予指导性案例以一定的“刚性约束力”而不是可用可不用的“柔性约束力”。同时《规定》第十五条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界定为“可以参照执行”和第十六条关于不适用指导性案例须履行审批程序的规定,在逻辑上也略显矛盾,既然指导性案例只具有“可以参照”的约束力,就不应当在适用中又要求强制性的“背离说明”,这反映出决策者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的矛盾心态,既想赋予其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又不想在措辞上明确表达。从制度设计初衷考量,我们认为应将检察机关的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赋予“应当参照”的强制力,同时在背离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后果中加入“对案件的处理背离指导性案例原则和精神的,可以作为当事人申诉的理由,上级院可以撤销或改变其决定”等规定。这样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发挥真正的约束力,才能有效规范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五)明确指导性案例的运行机制,增强其可操作性
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标志着检察机关执法方式和办案模式的巨大转变,也就是说,案件承办人不再是单纯的就案办案、适用法条的机器(输进去的是案情和法条,输出来的是案件的处理结果),而是要首先检索一下是否存在相应的指导性案例,如果存在,那么就要尽可能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如果不存在相应的指导性案例而正在承办的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和较为普遍的指导意义,那么承办人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思考是否通过一定的程序创设新的指导性案例;如果先前的指导性案例的处理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尽合理,那么承办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去思考是否通过一定的程序变更指导性案例。
这一变化恰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对美国法官如何遵循先例描述的那样,美国法官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考察和比较先例。如果先例清楚明了并且契合案件, 那么法官就无需做更多的事了。遵循先例至少是普通法系每天工作的规则。依照明显符合案件的先例来决定案件的工作, 这在性质上近似于按照制定法来决定案件的过程。这是一个寻求和比较的过程, 很少有其他的工作。有些法官甚至在任何案件中都很少超出这一过程。他们对自身职责的理解就是,将自己手上的案件的色彩与摊在他们桌上的许多样品案件的色彩加以对比。色彩最接近的样品案件提供了可以适用的规则。当然,没有一个富有生机的法律制度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得以演进,也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级法院的法官——只要还配得上他的职务——会如此狭隘地看待他任务的功能。……正是在色彩不相配时,正是在参看索引失败时,正是在没有决定性的先例时,严肃的法官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时,他必须为眼前的诉讼人制定法律;而在为诉讼人制定法律时,他也就是在为其他人制定法律。今天的判决将决定明天的对错。……每个判决都有一种生殖力,按照自己的面目再生产。这就是说,每个先例“对未来的同类或类似性质的案件都具有某种指导力量”。在判决宣布之前,先例似乎还处于均衡状态,它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确定,许多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控制它并影响它。一旦判决宣布了,它就成了先例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它具有至关重要的力量。它就是渊源,从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原则或规范并影响此后的判决。……然而,并非某个判决生育出来的所有原则都能长成。在经验的检验标准面前, 那些不能证明自身价值和力量的先例会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抛入废物之列。普通法的运作并不是从一些普适的和效力不变的前定真理中演绎推导出结论。它的方法是归纳,它从具体中得出它的一般。这个过程已经为芒罗·史密斯令人钦佩地表述如下:“在以规则和原则的形式清晰表述社会正义感的努力中,发现法律的专家们所用的方法一直都是实验性的。判例法的规则和原则从来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而只是作为可资用的假说,它们在那些重大的法律实验室——司法法院——中被不断地重复检测。每个新案件都是一个实验。如果人们感到某个看上去可以适用的、已被接受的规则所产生的结果不公正,就会重新考虑这个规则。也许不是立刻就修改,因为试图使每个案件都达到绝对的公正就不可能发展和保持一般规则;但是如果一个规则不断造成不公正的结果,那么它就最终将被重新塑造。这些原则本身在不断地被重复检验;因为,如果从一个原则中推演出来的那些规则不大起作用,那么,这个原则本身就最终一定会受到重新考察。” [7]
有鉴于此,首先有必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两个层面建立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数据库,以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检索和比对案件之用。其次,在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方面,应当明确要求承办人关注和遵照指导性案例办理案件,对漠视、忽视和有意规避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制定相应的督促手段和惩戒措施;第三,应当明确指导性案例适用的范围、原则、程序、方式以及前案和后案进行比对、保持适用结果上的一致性的操作技巧和技术;第四,应当明确指导性案例创设、废弃、变更的原则、程序和方式。具体而言:
1.建立指导性案例公开发布查询制度
指导性案例要想在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真正具有约束力,必须向社会公开,为其适用提供条件。一是创制主体要通过法定途径和渠道及时公布指导性案例,让检察官和社会公众及时知晓,以便应用;二是应当进行指导性案例的编纂,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定期进行分类整理,使指导性案例简洁明了,便于查找和使用。
2.明确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程序和方式
应该说,前案与现案比对、识别的技术和技巧,是指导性案例适用中面临的最大困惑和难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和前提,而《规定》对此规定得却非常抽象和原则,只是一般泛泛地强调“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可以参照执行”,但对于何为“同类案件、同类问题”、如何去识别则没有涉及。大家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两个案例,那么如何去求同存异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判例法的适用技术中得到启示。
在判例法国家,遵从先例的方法是“区别技术”(Distinguishing Technique),主要是指“区分先例”,目的是找到应当遵循的先例,同时避免遵循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先例。法官需要区别判决中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与“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判决理由”是判决的必要根据,它构成判例规范,今后应当予以遵守;而“附带意见”是法官所发表的对判决并非绝对必要的意见,它的价值则仅仅是说服性的。附带意见不是此案判决的必要根据,不过它有可能在以后案件中被法官所遵从;或者有可能说服一个下级法院,并且律师会把附带意见作为辩护的可靠的基础。法官在进行区别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判决理由。只有先例中的“判决理由”可以适用于本案争议时,才对本案具有约束力。但是,在许多案件中,什么是先例中的“判决理由”、什么是“附带意见”并不明确。法官并不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判决理由”是什么,这将在以后由另一位法官,在研究这个判决对于他所受理的案件是否为适用的先例时加以确定。区别的首要环节是案件的比较,即根据对重要事实的分析、对这一判决以及这一意见书的理解,发现一个案件判决中的“判决理由”或者法律原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没有简单答案的实践问题。当一个法院要适用先例时,它所面临的并不是一种而是两种具体的实际情况,一种是先前判决的,另一种是等待判决的案件的事实。法院需要从第一种案件中找到法律准则,同时决定它是否可以适用于第二种案件。在很多情况下,先例提供了一种相当明确而又合理的准则,法院将适用它。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没有那么直截了当。遵从先例的原则并不要求对过去的僵硬的依附,而是允许有比较灵活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一个称职的法官从以前的智慧和经验中获取好处,同时排除过去的错误。具体来说,包含扩展或缩小两种不同可能性的技术。如果把以前判决的原则扩展到现在的案件是可行的,那么,该判决中的法律原则就可以被比把它流传下来的法院所企望的更为广泛地应用,这时,前后两个案件的案件事实的差异,将被后来的法院认为是不重要的,曾经被认为是关于以前案件的“附带意见”的部分,将被看作是判决中的法律原则或“决定的理由”。如果把以前判决的准则适用于当前的案件看来不可行,那么,法院可以缩小该先前判决中的法律原则,以便使当前案件区别于先前判决中的法律原则,法院将会认为两个案件事实的差异是重要的,先前案件的曾经被广泛应用的判决中的法律原则,将被看作是法官的意见,它对处理此时摆在法院面前的纠纷是不需要的。在进行案件比较的过程中,确定案件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确定这种判决根据的方法是要确定:什么事实对这一判决来说是实质性的,抛开那些非实质性的事实,仅以实质性的事实为根据,这一判决又是以什么法律命题为根据的,因而,实质性的事实越多,越详尽,判决根据也就越狭窄,越具体。两者成反比例。由于任何案件不会同前判案件一样(“完全一致”),当事人的律师就不得不对各个案件的事实加以比较,提出有利的先例作为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确实相似的先例,以及相反地主张一个不利的先例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应当予以“区分”),因而不应当适用于正在审理的案件中。这样,法庭辩论大部分是比较事实的分析。法院则可以用在先例事实与正在审理的案件事实之间作出广泛鉴别的办法,在一种新形式下解决问题。 [8]
而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中的“要旨”、“处理理由”相当于判例法中的“判决理由”,“主要争议问题”中正方的观点中部分可以视为“附带意见”,因此,比对的技术大体相当。
至于“区别技术”的法律性质,从我国有关学者关于判例是否需要法律解释问题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答案。该学者认为,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例法占主导地位, 法院和法官在适用法的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 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决权。但是, 他们不是通过法律解释, 而是通过运用判例的区别技术, 将先例与正在审理的案件事实联系起来。因此,先例区别技术的地位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法律解释的地位。实际上,判例的区别技术也是一种法律解释, 只不过不是对制定法的解释, 而是对判例法的解释。 [9]
3.明确规避指导性案例的程序和方式
在判例法国家,判例规避的方法包括:(1)识别 (Distinction), 通过对两案的区别而置先例于不顾。先例的遵循以两案实质性事实的类似为前提, 因此, 只要找出差异, 甚至很小的差异,都会达到先例规避的目的。(2)解释 (Explain), 指出判决理由的模糊或不明之处而拒绝遵循先例, 或者在不同的层次上, 在文词允许的范围内重新概括、组合并陈述先例中的事实, 并且扩大或缩小先例中的判决理由。(3)宣布判决理由过于宽泛或者将判决理由的一部分视作“附带意见”,可把先例中“判决理由”说成是“附带意见”,也可把以前一直认为是“附带意见”的部分说成是“判决理由 ”, 以达到先例规避的目的。(4)否决 (Overrule), 如果后来的法院在司法等级中所处的地位高于创造先例的法院, 后来的法院还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否决”这个先例。(5)因同级法院的先例互相冲突而选择合适的先例加以适用, 从而规避不当先例的适用。但基于“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在同级法院相互冲突的判例中, 被弃置的多是较早的先例。(6)因原有先例被制定法所推翻而不适用该先例。(7)宣布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以实现先例规避。 [10]
从高检院发布的《规定》看,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实行“检察机关内部选送”、“高检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征集”和“社会各界人士推荐”三种来源方式,然后由高检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审查并提交高检院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最后再由高检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发布。可见,我们的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与办理案件的检察机关的级别、影响范围相脱钩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指导性案例没有审级和区域效力之分,一律是由最高检察机关认定、发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效力。那么,从合理借鉴的角度看,规避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可以是上述的“识别”、“解释”、“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否决”、“因原有案例被法律所推翻而不适用该先例”、“因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予以规避”等,按照《规定》第十六条的精神,除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否决指导性案例须由高检院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或者高检院检察委员会自行决定废弃某指导性案例外,其他检察机关欲规避指导性案例均须由本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而且我们认为应当层报高检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备案,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配套制度体系,为该制度的长远发展提供相关制度支撑
应该说,案例指导制度是个系统工程,该制度要想在运行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有较为完善的相关制度与之衔接和配套。我们认为至少应该有以下四个制度与之呼应:一是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制度,二是法律文书公开制度,三是指导性案例的引用制度,四是创设指导性案例的激励制度。
1.强化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制度
检察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从事检察活动的基本工具,是法律监督结论的载体, 所谓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是指检察官在检察文书中对做出检察决定所根据的事实和法律以及事实和法律的逻辑结合所进行的解释和说明。说理是司法裁判的生命线,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虽然说理方式不同,但法律文书注重说理的风格普遍受到称赞。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后,必须强化检察文书的说理功能,注重检察文书的充分说理。因为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后,典型案例的检察文书不仅要关注个案本身是否得到了良好、恰当的处理,还要更多地关注这个案例对于未来司法的指导意义。说明理由是指导性案例的基本要求,充分、透彻的说理对指导性案例来说格外重要。而从以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文书内容来看,主要是对案件处理过程和检察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描述,对做出决定理由的阐释则不够充分、透彻。这样的现状将无法满足指导性案例的要求。指导性案例要想对未来的司法具有指导意义就应当进行严谨的法律推理和详尽的事实论证,做到叙述事实清楚、证据论证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并且具有突出的文采,寓法理、事理、情理、文理于一体。
强化我国检察文书的说理内容,主要是:⑴对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论证。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据进行判断。分析证据的有无,辨别证据的真伪,评价证据效力的强弱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对证据间的矛盾,要客观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要表明对所举证据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从而使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思辨过程全面呈现出来;⑵案件事实要与所认定的证据紧密联系,做到认定事实与采信证据相一致。在案件事实表述上,要侧重与案件定性、处理有关的事实情节。对有争议的部分,要依据证据,详细阐明对该部分事实认定的理由;⑶对法律适用,应有合理说明。应结合个案事实,对具体适用法律某一条款作为处理依据的理由予以解释,必要时要对法律条款进行详尽法理解释,以昭示所选用法条的原因及其内涵,达到明理的目的。在具体处置上,要对其裁量选择作出详尽说明,而不能简单宣告处理依据的法律条款。必要时,应当说明检察官的不同意见以及多数检察官的意见。
2.健全检察文书公开制度
目前,检察文书的发布方式存在不足,主要是发布的范围有限,查询不便,尤其是不对社会公开,不定期编纂发行,不网上公布。
检察文书公开应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诉讼过程公开。比如,公开案件的立和不立,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抗与不抗等;其二、公开案件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家的意见分歧、甚至内部分歧及理由;其三、公开采信的观点、处理的过程和理由。其四、裁决文书对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各界公开查询。
3.建立指导性案例的引用制度
改革现有检察法律文书的内容,增加引用指导性案例裁决案件的内容,明确具体的引用方式和参照处理的具体理由。对于背离指导性案例处理的案件,在处理决定中也要作出具体的说明并阐明相应的理由。
4.建立创设指导性案例的激励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离不开司法官员的创造性劳动。美国法官在裁判文书的论证、推理和解释等方面表现得格外出色,固然与其司法制度设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官素质的提高不无关系,但与其法官创设先例的高度欲望和冲动则密切相关。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制度使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始终有着创造规则的考虑,某种政策的考虑,其司法判决不仅考虑案件是否得到良好、恰当的处置,而更多考虑对未来司法的意义。一份良好的法律推理和解释的司法判决,具有长久的法律力量,这意味着自己工作影响的扩大和伸展。美国法院判决书个人署名制度,使引证一判决就必然提及该判决之作者,不仅意味着判决长期为后人引用,为学者研究,成为经典判例,而且意味着判决书的撰写者青史留名。此外,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法官助手制度,使法官摆脱了对案件事实问题的审查和草拟法律文书的简单劳动,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法律问题的诠释。 [11]
与英美法系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中,尽管同样强调的是严格遵循法律,但是法官的任务主要是依据成文法对具体案件做出恰当判决。偶尔,法官也会有某些政策的考虑,甚至也有造法的功能,但一般说来,这种因素不那么明显,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对适用法律负责。尽管适用法律总是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对欧陆法的法官而言,哪怕你撰写了再好的判决书,一般说来,你的判决理由都不可能作为法律来引用。对于欧陆法的中下级法院的法官尤其如此。他们个人没有多少激励去努力撰写一份超出处理本案之必须的司法判决书,即使撰写了,对一般的法官也没有太多的个人效用,不可能给法官个人带来更多的收益,无论是在司法权力上还是在学术影响上。 [12]
卡多佐认为,如果立法替代了法院的创造活动, 那么每一次开庭, 立法委员会都必定站在我们的身后, 成为一个“超级法院”(Supercourt)。没人向我们保证, 他们的选择比我们自己的更明智, 这种形式还带来了僵化的后果——不可能再退却或妥协。如果我们用立法委员会的反复试验过程(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替代法官的反复试验过程, 前者只会从各种需求中间挤出一些闲暇来应付这一过程, 而后者却将此作为毕生的事业。即使我们能够相信业余爱好者比行家更智慧, 但等他们发现疾病、作出救济决定, 对当事人而言, 也可能为时已晚。受制于人, 且不能对症下药, 结果一定弊大于利。立法可以根除癌症, 弥补古老的失误, 纠正一些业已确立的错误, 这些是司法过程常用的区分、虚构以及微弱救济所无法克服的。有时, 立法也可以总结和简化法院获得的结论, 赋予它们新的效力。即使如此, 它的帮助也是临时而短暂的。循环将周而复始, 无休无止。“解释紧随法典之后, 修正紧随解释之后, 这一工作永无尽头。”将规则或原则适用于事件组合的不断变化, 需要法官的创造性活动。 [13]
同理,案例指导制度要真正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司法体制中发挥作用,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彰显其独特价值,而且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就应当全面转变我们的执法观念和司法理念,充分尊重、高度关注和认可检察官在司法中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劳动,并且予以必要的激励,比如,通过实行指导性案例承办检察官个人署名制,定期评选和表彰优秀指导性案例,定期评选和表彰对案例指导制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检察官等方式,把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与其承办的疑难复杂指导性案例紧密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激发检察官的潜能,充分调动检察官创制指导性案例的积极性。
[1] 2010年7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并于2010年8月3日印发实施。
[2] 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45-246页。
[3] 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高检发研字〔2010〕12号)称:经2010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讨论决定,将施某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忻元龙绑架案和林志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等三个案例印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供参考。
[5]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563-565页。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将指导性案例约束力界定为“应当参照”。
[7] 参见[美] 本杰明·N·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第8-11页。
[8] 张骐:《判例法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建立判例法的意义、制度基础与操作》,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第79页。
[9] 参见朱景文著:《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84页。
[10] 参见董茂云著:《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06页。
[11] 刘建军、王颖:《裁判文书的法律价值与改革》,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9期,第 38 页。
[12] 朱苏力:《判决书的背后》,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2005年2月21日。
[13] [美]本杰明·N·卡多佐著:《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74页。
(作者:市检二分院 孙春雨)